文化名人与向阳湖㊶傅振伦著书

作者：李城外

傅振伦老先生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，后长期从事考古学、方志学、博物学研究，著作有《新河县志》《刘知几年谱》《中国方志学通论》《博物馆学概论》《中国史学概论》等。几十年来，傅老一向笔耕不辍，孜孜钻研学问，被称为 “周游列国东方子，博通古今大学人”。他于1998年去世，生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，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兼职教授。

▲傅振伦先生在京寓所

早在1958年3月，傅振伦就被康生点名，说他“知识最多，待遇最高，若不划为右派，岂有此理。”被划右后，他由研究员降职两级，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，整理古籍。1967年，单位奉命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组织校点4500万字的“二十四史”，傅振伦负责整理250万字的《旧唐书》，他不到一年便完成任务，但过后却因故搁置。到了“文革”中期，毛主席认为，改造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知识分子，办干校是个好办法，于是，1969年9月26日，他虽已是年过花甲之人，也带着家属下放到咸宁向阳湖，而夫人陈国英早在10多年前因他的“问题”受刺激，就得了精神病……傅振伦初到向阳湖，分在四大队十六连。日常劳动主要是种菜，他在旱地上捣土、搅水和浇粪，有时眼看丰收在望，忽来一场大雨将菜地淹没，只好重播。如此淹了种，种了淹，使他切身体会了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。同时，他又感慨高知高薪，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实在是不务正业，得不偿失。后来也参加围湖造田，夏天防汛时，晚上还得去河堤值班。最让傅振伦难以忘怀的是，他视力较差，有时过桥去湖里干活，因路滑跌进水里，非但得不到同情，反受到监督的人责骂。更有甚者，患病的夫人常思念远方的儿女，独自离连队外出寻找幻觉中的亲人，迷了路不能回来，还得派人去找她。直到1970年初，校部才批准傅振伦把她送回北京。这天上午，夫妻俩从向阳湖出发，直奔咸宁火车站，妻子背着小件行李，他则用小竹扁担挑着大包小袋，一路上悠悠晃晃，中途扁担也折断了，只好又雇人帮忙送到车站，然后搭上进京的火车。

▲李城外采访傅振伦

——这样熬了近两年，上级突然来了新指示，所谓有问题的“黑五类分子”（大都是老弱病残）一律转送文化部干校丹江分校。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干校据说是要长期办下去的，从向阳湖到丹江，仅仅是“换个地方”而已。虽然“劳动改造”的性质不变，但丹江到底不如向阳湖艰苦，傅振伦有幸“榜上有名”。新校址设在老河口之西的丹江水库以北，学员时间安排一般是上午劳动，下午休息。余暇颇多，这对年轻时曾遍游英、法、意、瑞士、苏联诸国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的傅振伦来说，自然闲不住。他乘机重新实践“读天下书，行天下路”的少年壮志，一方面游襄樊，过隆中，上武当，一方面习古籍，理旧稿，著新作，仅两年功夫，竟写成了《陶瓷史》《拳法》《中英对照中国陶瓷名词类编》《中英对照文物字典》《中国科技史文选注》等书多部。这期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少侯、易水、汤浩诸先生都曾参与傅老的“名山事业”，为其“发愤著书”助了一臂之力。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干校环境宽松了不少，傅振伦还荣升16连的小班长。次年春，中华书局又接到上级指示，再次组织人员校点“二十四史”和《清史稿》，傅振伦因于1927年参加过刚刚刊行的《清史稿》的审核，便主动致函主持此事的顾颉刚，请求再作贡献，遗憾的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如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