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名人与向阳湖⑮田汉的“孝子贤孙” 175044

1968年严冬，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含冤病逝。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，他的遗物只有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。临终前，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，事后才通知他的儿子田大畏，而这位27岁的年轻人却吓得连队骨灰都不敢去取，因为通报消息者对田汉的判词是：“罪大恶极！”尽管“文革”之初，田大畏迫于政治高压也参与过对父亲的批判，仍被视为“田汉的孝子贤孙”而受人白眼。第二年秋天，他辞别患有脑中风、半身不遂的母亲安娥，下放到咸宁干校，当了一名“五七”战士。

▲田汉先生

当时，田大畏在文化部对外联络司供职，行前，干校的先遣队员回来动员，大讲向阳湖如何如何好，令人心儿飞到干校，巴不得早点离开空气沉闷的首都。片面的宣传，使田大畏有了一种解脱之感，特别兴奋。在南下的火车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相信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无比正确，并没有考虑前行的路如何曲折。到了向阳湖，田大畏被分配在一大队二连，“战友”中有副部长李琦、学者金冲及、文物专家谢辰生、书法家李长路、谢冰岩，和后来担任了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宋木文等人。田大畏属于小字辈，虽然50年代和60年代初，他曾长期在苏联学习、生活，到了天壤之别的鄂南，劳动却没少吃苦。初期喂猪、打猪草，或者去火车站搬运家具，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。妻子在故宫博物院工作，分在二大队八连，是个“女能人”，体重只有80斤，却挑过140斤重的砖，还被称为“打秧能手”；夫妇两地分居，分别住“四五二”和“四六三”高地，过了一年多分了房子，才住到一起。他们6岁的大女儿田欢也被带到干校，在父母身边开始用幼稚的眼睛观察社会；小女儿欲晓只有4岁，已托保姆送到常熟白茅镇寄养，1971年夏，田大畏夫妇去那里接她回京，费了不少周折才请动假。从江苏回到北京车站，保姆走了，小丫头却是不依不挠，在车站哭天喊地，引得不少旁人围观。她一口常熟腔，又不会说北京话，田大畏担心如果来了警察，怀疑拐骗儿童也说不清。于是，一边连声哄她说：“老乡，我们的医生来了！”（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一句台词），一边抱着她狼狈地逃进中山公园里躲避……

▲李城外采访田大畏

自家的尷尬与无奈还能承受，最让田大畏刻骨铭心的，倒是在向阳湖亲历了许多不近人情的事。例如，文化部计财司的一名女干部，是位精通业务的专家，“文革”之初因不堪批斗被迫选择自杀之路，所幸被双目失明、嗅觉灵敏的儿子救活，后来母子俩却仍然一同下放，在干校相依为命；又如，教育司副司长刘建庵戴着“叛徒”的帽子来到咸宁，他患了肺癌，也不让回京检查，照样得参加体力劳动，拖到返城不久，便不治身亡，可怜他临终前还在一个劲地大喊：“我不是叛徒！我不是叛徒！”——这一切，使得田大畏不时想念起年迈的母亲，怀念起生前蒙受耻辱仍深爱着自已父亲！早在1941年3月30日，田汉在一则《南归日记》中写道：“晚间，睡后忽醒，灯光昏暗，疑好友入我梦中。时蛙声震耳，村犬吠夜，忱上思潮起伏，想起沅（安娥名张式沅）和修儿（即田大畏），长叹奈何！”

▲田大畏译《古拉格群岛》

整整30年过去，已生为人父的田大畏，情感创伤之深可想而知，他亦只能“长叹奈何”！好在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他和干校人都渐渐学会了凡事不再盲从和迷信，开始反思“文革”中所发生的一切。1972年冬，田汉的老妈妈易克勤以百岁高龄溘然而逝，次年春，田大畏调回北京。又过了三年，田汉的夫人安娥去世。1979年春，田汉终于得到平反昭雪。痛定思痛，后来从文化部司长岗位上退下来的“名人之后”田大畏，与人合翻了洋洋百万言的索尔仁尼琴名著《古拉格群岛》，为国人吸取苏联斯大林时代的“肃反”、“清洗”历史教训提供了范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