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名人与向阳湖㊵ “战士和诗人”郭小川 182431

鄂南人谈论起咸宁干校的“五七”战士，大都会提到大诗人郭小川。因为他下放咸宁向阳湖期间，不仅为一位普通的当地农民写过劳模典型材料《杨佳大传》，而且留下了《江南林区三唱》（《楠竹歌》、《欢乐歌》、《花纹歌》）等传诵一时的新诗！

▲郭小川在向阳湖写作

“文革”中，郭小川是《人民日报》的特约记者，已离开作协。后来有人贴大字报，称他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、“文艺黑线干将”，要他低头认罪。1970年元旦过了没几天，他和冰心、张天翼、陈白尘等老作家一起，下放到了向阳湖……

那段岁月，在《光明日报》工作的夫人杜惠正在接受审查，也离京下放，干校地点是河北的邢台。一儿两女远走北大荒和齐齐哈尔农村劳动，五口之家天各一方，好不凄凉！在非正常的政治气候下，全国到处喊的是“打倒”、“保卫”之类的口号，分居两地的夫妻整天神经绷得紧紧的，考虑的多半是挨批斗何日过关，个人感情、家庭生活早就抛到九霄云外。有一次，郭小川抄下刚写好的《楠竹歌》寄给妻子，称这也是献给她和子女们的，鼓励亲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像楠竹一样坚强，诗的结尾还表达了“愿将生命化竹枝”的豪情壮志。

▲郭小川夫人杜惠接受采访

郭小川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。他曾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秘书，抗战胜利后就当过家乡丰宁县县长，20世纪50年代中便担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、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，《诗刊》编委，曾赢得“时代歌手和号角”的盛誉。虽然他级别高、资格老、名气大，但为人一向谦和，没一点架子，关心下级，体贴同志，群众关系非常好。在向阳湖的日子，他宁肯少给远方的儿女寄生活费用，也不忘向经济拮据的同事伸出援助之手，并且总是多交党费。他生活俭朴，不修边幅，唯一的个人享受是抽劣质香烟。偶有闲暇，和周明、吴泰昌等青年人一起下棋，杀得天昏地暗却从不服输。不少人认为诗人总是天真浪漫的，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。有人劝他走上层路线，给某权贵写效忠信，好早日出来工作，他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写信干什么，让党来鉴定自己”，“我从参加革命时起，就是党的人，没有什么门庭可以改换的”。自己刚刚落实政策，他就冒险为蒙冤屈、正在挨整的同志说话，同极左派进行坚决斗争。

▲郭小川在干校和青年作家们

“一颗心似火，三寸笔如枪”。郭小川一方面积极参加劳动，一方面仍坚持看书写作。他在向阳湖简陋的宿舍里通读了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经常思索“文革”中的种种怪现象和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即使被抽调到汀泗区为劳动模范采写人物通讯，或被武汉军区请去为电影撰写解说词，他也没有中断心爱的诗歌创作，并在发展新诗方面作了不懈努力，就在不少同行忍痛割爱，发誓封笔的同时，他的《祝诗》、《新歌路》、《长江组歌》、《丰收歌》、《万里长江横渡》等一篇篇诗作陆续在干校墙报上发表，在朋友们的手中传抄。

▲郭小川手迹

福兮祸所伏。1972年秋，郭小川离开干校，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写作，却因一首诗在《新体育》上发表，引起“四人帮”的忌恨，带来了麻烦。江青、姚文元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指令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陷害郭小川，棍子帽子双管齐下，其蛮横无理程度骇人听闻，几经周折，1974年4月，郭小川被送回咸宁干校接受所谓再“审查”。到了秋天，又被遣送至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干校。途经北京时，竟不准他回家和杜惠见面，硬让诗人在车站空坐几小时后，转乘火车直奔新的干校。面对“四人帮”的淫威，郭小川并没有丢掉文人的风骨，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。在被严加看管的环境中，他毅然唱出了脍炙人口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，这是当时文坛首次唱出的叛逆之歌，它和续篇《秋歌》一样，是诗人刚刚忍受了向阳湖的酷夏才写出来的！

1975年10月，敬爱的周总理指示要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，6日，中央专案组向郭小川同志宣布了审查结论：一切问题已经澄清，恢复组织生活，由国务院分配工作。刚好一年之后，郭小川含笑看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。不幸的是，10月18日，一场意外事故扑灭了诗人熊熊燃烧的生活之火，这位备受“四人帮”折磨的“五七”战士才活了57岁！